《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我們這樣拍電影》:台灣電影三十年

「我其實非常贊同吳念真所說的一句話,1983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時代,我相信也是台灣新電影最美好的年代,在那個時候,友誼跟電影的熱情,在電影中是擴散出來的,朋友相互支援,一大群人是聚在一起,常常玩耍,常常有共同的理念,常常彼此支援,我覺得那段時間是天真跟美好的,包括評論界也是一樣。」黃建業

蕭菊貞導演的紀錄片《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說是回顧二十年,其實主要還是聚焦在前面十年,後面的十年只有短短十分鐘左右的篇幅。紀錄片相當好看,先是爬梳台灣在七〇年末的政治環境變遷,進入八〇年代後,一群年輕人獲得拍片的機會,他們推翻早前電影的陳舊規則,創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翻轉觀眾對於電影的想像,也帶動新一波的票房氣勢。

隨之而來的,是新電影與電檢制度的衝撞、劇中語言使用的改變(不再以中文為主)、大量打著新電影旗幟的跟風之作推出、商業電影無力同步發展的窄縮、評論界對於新電影出現分歧的意見等。

看著《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一方面很感動,幾乎所有新電影幕前與幕後人員都有出現在影片中現身說法(可惜沒有訪問到楊德昌導演),回憶那個風起雲湧的燦爛時光。另一方面卻有些感慨,一是今年的台灣電影整體表現嬴弱,只能期待金馬影展能有黑馬(驚喜)之作竄出。二是距離紀錄片推出的 2002 年,又是一個二十年,這期間有人離世,有人仍在崗位上奮鬥,而現下的台灣電影環境也跟過往大不相同。

「我記得2011年,那時候金馬獎請了韓國導演李滄東來當評審,李滄東導演非常挺《賽德克·巴萊》這部片,他不是沒有看到這部電影裡的一些缺點,而是他認為這部電影所做到的價值和貢獻,完全是超越這些可看到的瑕疵,他講到一個最好笑的:可以把非主流的題材拍成主流電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蕭菊貞導演在 2002 年拍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紀錄台灣新電影的起落,2016 年推出《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台灣電影在千禧年後的低潮、新電影的前輩對於後輩的深刻影響、《海角七號》、《九降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新一代導演作品,重新把觀眾帶回戲院的風光,以及台灣與中國敏感的政治議題與合作的可能性和侷限性等。

不像《台灣新電影二十年》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台灣新電影),《我們這樣拍電影》的敘事有點紊亂有點鬆散,一下講侯孝賢對台灣創作者的啟發,一下子講魏德聖的焦慮與拍片甘苦談,一下子又從鄭有傑的《潛規則》諷刺中國對台灣創作自由的干涉,但鏡頭一轉,卻又是侯孝賢和朱延平談論拿中國資金才能把市場做大的理想。最終,《我們這樣拍電影》只能試著面面俱到地去看台灣電影的改變,但敏感議題的論述(例如中國資金對台灣電影究竟是好處或壞處),我其實看不見作者(本片的導演)的真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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