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晤見》同志男友回家見爹娘─談台灣同志家庭倫理電影
《晤見》預告片：
完整影片線上看網址：http://goo.gl/Yt4t9q
導演、編劇：邱瑞穎
製片：李柏
演員；鮑奕安、吳宜修、謝叢至
前言
《晤見》為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創作組碩士班邱瑞穎的作品，改編自身真實經驗，講述一名男同志將男友帶回家，而後失蹤，留下男友與父母相處的故事。別於其它同志作品講述己身性傾向探索，《晤見》將故事主軸放在櫃父母（同志的家長）上，闡述父母如何接受子女的同性伴侶。
劇情大綱
志揚帶著男友家彥回高雄老家，原以為是甜蜜的見公婆，沒想到爹爹竟然一臉老雞掰樣，東嫌西嫌，就是不想兒子愛男人。忍無可忍，隔天，志傑失蹤了。於是，可憐的家彥就此被迫與男友全家人展開一場可是親愛的你怎麼不在我身邊之超級任務！志傑，你到底去哪兒呢？
《晤見》之缺點
就讓我們醜話說在前頭，先說說《晤見》的缺點。由於《晤見》改編至導演邱瑞穎的親生經歷，這讓故事變得過於個人背景，顯得很侷限。在缺乏田野調查下，顯得太自我視角，讓多數大眾難以投射，例如，啊，我家不是這樣；怎麼跟我們家情況不同。加上演員們默契培養嚴重不足，使得父母與孩子不像是一家人，感覺很假鬼假樣。
而浴室裸上身親密摸摸，真的已是同志電影老招中的老招，大概就跟路上跟正妹搭訕「請問，愛情這條路怎麼走」是老中之老。明顯地，導演企圖要演員賣肉，使《晤見》殺必死讓觀眾留下記憶點，可惜要情慾不情慾，連屌都不敢摸，像是一種異性戀揣摩同性戀的疏遠感。而且，於台詞，已經提及兩人是交往四年的伴侶關係，但是呢，完全感受不到交往破千日的那種「親密感」，反而尷尬連連。
此外，故事發生在現代，角色們如此大費周章找一個成年人，實在是高雄里不思議～除非此人過往曾有自殘想不開之經歷，可是，劇情根本沒提及。正常來說，應該是瘋狂打電話給親朋好友、Line、上臉書PO照PO文有沒看到人吧？莫名地，為了說故事兒有這種反應，實在怪怪。然後，到底哪個同志失蹤會去「南人窩」找人呢？這明顯看出導演試圖置入一個「同志場域」引發父母有不同觀感，但，插得好硬，害我覺得這一定是置入性行銷來著吧（最好是）
《晤見》之優點
其實，我認為利用失蹤，來強迫伴侶與親人相處是不錯的點子，但應可以在失蹤前安排一些伏筆，使得這突發狀況置入地「順暢」。或是可以著墨在，四人於車上等紅燈或漫無目的的尷尬氛圍，藉此表現出「不親密的人」對「同個人」表現出關心，這會比跑去「南人窩」跟梁小星打找招呼好很多。（不過，梁益誌演技的生疏反而成為《晤見》意外的爆點）
我個人特別喜歡劇情後段志傑站在家門口，車子開大燈照亮他的背影。有些，子女徹底曝露在家長面前的無助感，像是做錯事的小孩，傻裡傻氣不敢吭聲，等待爹娘發落。只是李媽媽突然的擁抱，銷毀我這感傷的情緒，總覺得台灣人應該不會是這種反應。（至少我媽不會啦。）（你們的媽媽會嗎）這讓觀眾情緒很斷裂。
而最後家彥拉上鐵門的鏡頭，也象徵著，家彥終於進入了「這個家」，受到父母認可成為一份子。導演若能不黑幕上字幕，拉長這個鏡頭反而會更有味道，讓觀眾感受如此「入家」的氛圍。只不過，因為一個事件，就讓「櫃父母」就此改觀，鄙人覺得有點天方夜譚，《晤見》也因此缺乏了存在你我身邊的「真實感」，謂之可惜。假如真的可以那麼簡單，那該有多好，對吧？
以下是藉由《晤見》引出的議題延伸討論：
出櫃與櫃父母
一名同志究竟要花了多久時間探索自己性向、情慾並承認呢？同理地，那是否能夠祈求「爹、娘，俺是同性戀」說完當下馬上就要父母接受。多數同志都期待出櫃當下，父母會立刻接受擁抱，但，人人真的能如此「完美」嗎？沒有足夠時間與資源，冒然出櫃對父母是件艱難的、不公平的。
所以，當同志出櫃的時候，你準備好提供父母親資源了嗎？
同志諮詢熱線的郭媽媽曾於講座發言：
「難過可能有很多來源，爸媽都不希望孩子跟自己不一樣，這關就很難過，有一點被背叛，被否定，距離我們的期望實在是很遠。」
（出自2007同志公民運動）
一樣的道路總是想像起來比較順遂，在得知子女是同志的同時，這「一樣的道路」的想像就瓦解，變成一個未知的世界。而這不了解的「未知的世界」，讓家長難以去預估、期盼、想像子女的未來，因此部分父母親在得知子女性傾向時起初往往都是無法接受、難過的，正如同《晤見》志傑的父母，明明知悉父母其性傾向，但看見男友家彥，還是無法接受甚至發怒，因為他們期盼兒子能夠走「一樣的道路」。
另一方面，同志子女出櫃的同時，也讓父母親「入櫃」。想想，他們活在異性戀思維的社會建構中，若無資源，他們通常也不會認識同志父母。像是街坊鄰居或喝喜酒，詢問子女有無結婚打算時，通常說不出口。將秘密加諸於他們，反而迫使其孤獨。因此台灣同志團體舉辦同志父母親座談會，正是安排同志父母能夠瞭解其他家庭情況。
雖然《晤見》沒有演到這父母部分壓力，但在香港短片《愛，不難》就出現了如此情況。片中廖安麗飾演的母親對孩子咆嘯：「我知道就夠了，你為什麼要弄到全世界都知道阿！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左鄰右里，日日夜夜都在閒言閒語，你知不知道我多麼難受啊！」同志的孩子或許可以在求學、工作過程中，逃離這個「異性戀思維」的家，但親人呢，他們依然留在原地。也許你有勇氣無視汙名歧視偏見，但你的家人也有同樣的勇氣嗎？
正如同，《晤見》中母親在怒火中釋放後，說出心裡沒有對兒子說出的話：「你們這些孩子怎麼都是這樣啊！你們心裡面到底有沒有家人？你們到底把家人放在哪裡啊？你說是不是！李志揚你給我注意一點，不要跟你哥一樣，變成同性戀！」
在台灣，由於社會壓力、汙名化、「結婚組成家庭生小孩傳宗接代方為人生修成正果」的刻板想像，通常會使得父母對於子女同志身分難以接受、胡思亂想、焦慮、畏懼如此的「改變」。如同《晤見》最初父親說的「那個人，我沒辦法」，為什麼會沒辦法，如此排斥「接受」呢？
為什麼要出櫃
接下來我想要反問，那，為什麼要出櫃呢？是因為「家人」是一輩子不會離開我的人、是一輩子最深愛的人，所以我應當毫無坦白告訴父母我是同性戀？那假如基於這個理由，是否所有一切隱私都該告訴父母，例如：性行為次數、做愛對象、性交偏愛姿勢、生病、薪水、便秘、心情不爽快、今天早餐吃什麼，該毫無保留什麼都該說？假如不是，那為何「出櫃」對比這些隱私告知，顯得特別「神聖」？每個人與父母真的有到這麼親密嗎？
又或者要出櫃的理由是，為了向家長表示：「親愛的爸媽，我是同性戀喔，所以現在法律不允許我結婚，請不要再問我有沒有交女/男朋友，我喜歡是同性別，請不要再問錯了，啾咪」也就請父母不要再催問婚事與錯誤的伴侶對象。更要他們知道，基於現在台灣法律規範，我是不會有小孩的，抱孫期盼請打消，謝謝。
那，除了性傾向外，其實疾病、種族（某些外表很像的，例如猶太人、吉普賽人）、國籍、省籍、性能力、教育程度、外語能力、結婚次數、性伴侶數目，單純目光難以立判。也就是我們必須主動或被人「出櫃」，對方才會知道。那究竟是甚麼時候，才要「出櫃」
賽菊克（Sedgwick）於《暗櫃知識論》提及過，就個人層次來說，就算是最公開的同志，還是會持續受到暗櫃形塑的影響。簡單舉例說，即使你我知道蔡康永是公開出櫃同志，但蔡康永若到冰島、莫三比克這種根本不認識他的國家，基於人類總是把人假想為異性戀的思維，會把他當作同性戀。更甭提，一般百姓，在來到新公司、新學校或是認識新的保險業務，新的暗櫃都會產生，即便再怎麼公開都是，永遠得再出櫃或是選擇保留在櫃中。
同志運動發源的歐美，出櫃面對首要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而台灣，這樣華人社會的同志，面臨主要來自原生家庭關係的多重壓力，這成為本土同志現身最大的障礙。
過去，西方白人的同志運動發展出出櫃現身（coming out of the closet）的身分政治對抗策略。我，同(雙)性戀，真的存在，你們（異性戀）不該忽略我們的天賦人權，所以我現在出櫃了，請不要再忽視我的存在，奪走我的權益。或是基於異性戀霸權運作的，同志愛慾難以被看見，所以必須現身。更或者是，「同性戀」是被知識暴力所建構的刻板印象，某些總以為男/女同性戀是娘娘腔、男人婆、愛扮裝，所以必須現身破出這樣的迷思。
然而， 上述理由是基於運動/政治目的。但對於親朋好友的出櫃，「出櫃」代表了甚麼？因為他是親人，所以要坦白一切讓他知道，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但，人際交流不存在真正的「真實」，沒有任何一人能夠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時內完整的監視一個人(且完整地有把目光放在上面)，也就，人是活在「片面的真實」。
可是某些同志運動太過把一個人的「性傾向」看作是全部。當隱藏了性傾向，你就不是「真正的自己」。反之，我承認我是同志，我面對所有迎面而來的歧視、偏見、羞恥、汙名，我，很「勇敢」。這種「真正的自己」或是「勇敢」的思維，被至高無上的普世倫理價值的「誠信」所相牽連。
而「誠信」是倫理的、是正面，以至於「出櫃」也被視為正面。
但如我上述，人是活在「片面的真實」，但為何「性傾向」在這「片面的真實」中顯得如此神聖、重要、必須鼓勵的呢？是因為同(雙)性戀由「性(傾向)」所區分的族群，以致於讓人知道自己性傾向成為同志的首要任務嗎？我不知道答案，只是突然覺得出櫃就好棒棒這樣的思維，莫名地，感到匪夷所思。
將這樣的脈絡帶回《晤見》中，為何志傑要向家人出櫃呢？為何志傑要帶家彥回家見公婆？為何志傑希望家人接受家彥？這三個問題，同樣指向了「家」，更進一步來說，如同過往台灣同志家庭倫理電影，都指向了一個命題「孝」。
台灣同志家庭倫理電影與孝
華人社會中親子權力關係通常是不平等的，這成為華人必須背負的「傳統」，更是一種(我覺得)不重要卻被看作很重要的「文化特質」。在父權與異性戀思維底下的家庭單位，成為一個情感交流與人生歷練必要的過程。作為一個主體，你免不了和家庭機制有糾葛關係，更不要說，作為一個「同志主體」，必然要和傳統家庭機制正面交鋒。
離開原生家庭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可能不是個問題，更是個必經過程。反而台灣，「家庭」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不可遺漏、被忽略、被汙衊的神聖領域，或是一個名為監護人必須有責任長期照顧無行為能力之孩童到成人的空間，傳統道德教訓總是成為聖光罩庇蔭著最可愛的家庭。即便人可能會因為求學、工作短暫了離家，最但終還是得回家；或是用著金錢、年節、照顧、慰問永遠牽連著家，難以斬斷。然後，人們還會組成家庭，創造新的家或融合既有的家。
於是，家庭，在台灣，伴隨傳統強大的力量控制著成員一舉一動。大概就跟佛地魔對食死人那樣（吧）。
所以呢，身為一位同志，一個非異性戀身分的人來說，這種家庭機制反而成為一個「同志」家庭成員意識到自我主體獨特性的場域。簡單說，同志這個身分建構必然會（在實體關係或個人精神層面）衝撞家庭體制。
光從台灣同志電影就可看見這樣歷史：
台灣第一部同志電影《孽子》就描述李青因為同性「淫猥行為」被父親趕出家門，來到新公園這個暗夜王國，被楊媽與曼姨收留，與其和三位孽子組成擬制家庭（這跟原著劇情有差距）。可見得１９８０年代性傾向依舊被汙名、病理化對待，難以被「家庭」接受（原著是１９７０年代）；
李安的經典電影《囍宴》，則出現有同性伴侶的偉同為躲避父母跨海逼婚，進而「假結婚」，更因為一場意外，兩男一女被迫組成了「非傳統」家庭。就此看見傳統華人父母將婚姻生子視為子女理所當然的結婚道路；
而在今年母親節上映的《滿月酒》，同志自我認同已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但知悉的母親依然不願接受。此外，全片看見台灣法律對於「家庭制度」的異性戀想像，讓進行人工生殖的同性伴侶，必須投入大量金錢與跨國幫助才能如願；
即將上映的《醉‧生夢死》，亦出現傳統母親對於兒子性向的難以接受，以至於孩子逃離「家庭制度」遠赴美國追愛。
葉德宣教授曾於〈陰魂不散的家庭主義魎魅一一對詮釋〈孽子〉諸文的論述分析〉一文中透過精神分析認為，家庭主義對於同性戀的負面壓力乃基於「孝」。在「孝」信仰系譜中：「子能繼承父之求轉與志業，唯有于能為父傳宗接代，延續族之香火與命脈。是以他對祖先買賣的唯一方式就是繁殖。」所以「孽子」之所以為「孽」，是在於同性戀身分被家庭機制襯托所烘托成為焦點，而被戴上此種「大不孝」的罪惡冠冕。
換句話說明，上述這四部同志電影的角色不被父母親接受，皆是被因為（異性戀的）家庭制度襯托，才導致他們變成了「不肖子」。同樣地，《晤見》也是。
《晤見》中，即便父母親得知志傑性向，更知道他會帶男友回來。但，實際碰面過後，依然不能夠接受，依然認為志揚不符合「家庭制度」當中的「孝」。所以，可以看見志傑的「出櫃現身」依舊衝撞了「家庭制度」，就這場男友失蹤風暴，觀眾可以明顯感受。
我認為，《晤見》最可惜在於拍攝時間點與故事時間點。假若，這部短片可以早在台灣同志運動剛起步時播映，必定顯得新鮮，並與當時代體制觀念衝突更大。但如今這樣子的電影題材放在「現在」，其實已顯得了無新意，畢竟光上述四部劇情長片都講到爛了；
但是，假若《晤見》將故事設定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的台灣」，那就有趣多了。在現今的同志運動，「結婚權」被視為首要的權力，某些人總是過度樂觀認為只要能夠結婚，歧視就能彌平，民眾就會接受，但「父母」真的也會嗎？我相信，台灣父母必然認為「異性」婚姻好過「同性」婚姻，那種「你何必選擇難走的路」的觀念依然會擺盪個幾十年。所以，假如今天志傑變成是帶「未婚夫」回家，父母反應會有所改變嗎？我覺得同樣不會有多大差異，但討論點與爭論點就可擴張至過往同志電影所未及的領域。（雖然《滿月酒》已經稍微碰觸這點，但卻沒有深談。）
不過，《晤見》改編至導演的真人真事，學生導演總想要拍自己故事或熟悉領域。在這理由下，無新意這點，似乎就還可接受了。
結語
《晤見》並沒有選擇顛覆，依然希望尋找父母親的認同，進而融入這「家庭體制」。雖然就故事創意、演員表現、攝影畫面，《晤見》皆非上層作品，但它某程度還是呈現台灣某種父母親對於子女同性伴侶的態度，頗具教育意涵。本片目前已網路上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觀看全片，支持一下台灣學生作品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