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八月》獻給電影最沈重的情話－我愛電影圈

【電影】《八月》獻給電影最沈重的情話

冰麒麟似不象 2016/12/05

初看電影《八月》有濃濃的侯孝賢氣息，是《童年往事》也是《冬冬的假期》。那個充滿熟悉感的省略敘事（Elliptical Structure），以及非職業演員（雖然我認為這個部分他沒有駕馭好）。本以為是我好片看得太少，才有這麼直接又近的聯想，回家上網一查才知，導演張大磊確實說過「台灣新浪潮電影」是他的啟蒙老師。

我是昨天(12/2)去看金馬得獎影片加場巡演，結果發現身邊好像有些人耐不住，我的左邊跟前面還有跟我坐不同排位置的朋友的附近，都有觀眾不斷的拿出手機看時間。在想，或許是觀者不太了解故事的時空背景，才會無法領略趙小雷12歲夏天的風景，所以這篇文章會“大概”的闡述一下在1990年代初期的《八月》，中國社會發生的一些變化。

本文乃心得隨筆，非學術研究，如有錯誤或不精確的地方，歡迎指正。

[國企與下崗]

故事中，小雷的小舅就以及父親應該都是「下崗工人」。而要瞭解「下崗」這個

幾乎可以說是專屬中國的特有名詞，又必需從中國的國有企業甚至是中國的政經情況開始講起。1949年的新中國，因為實施共產主義下的計劃經濟，所有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這裡指的不只是50年前、40年前，事實上中國大陸直到20年前也就是1996年才取消「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這項政策。在此前，很多人都是被分配到國營企業，而全世界都通用的規則--國營企業就是所謂的公務員、鐵飯碗～政府提供終身就業、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

對許多人來說，這鐵飯碗捧了 20、30年，手都捂得夠熱了啦，誰知道80 年代中期，鄧小平主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眨眼，大家一起吃大鍋飯的年代竟然過去了，有本事的人才有飯吃（小雷爸爸：有本事我不怕）。過去靠中央取得資金的國營企業也不得不面臨第三階段的轉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如果看到這邊你還是不太明白，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年的公家單位中華電信（國有轉民營）、郵局（國有轉公司化）都是類似這個過程。

但中國大陸的情形又複雜得多，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許多中高齡員工面臨的下崗，其實就是台灣的特產：「無薪假」，維基百科是這樣解釋的：『下崗實質是一種變相的失業，雖然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掛屬於原單位，且沒有工資。若然自行離職，則得不到勞動補償。因此大量下崗工人因有長工齡，不希望連補償也失去。所以多數下崗工人既無工作，也無收入。多數工齡補償為一至十萬，有部分國企拖欠工人補償，也有用解散為藉口不給與下崗工人任何補償。因此多數下崗工人生活十分艱苦，並且連同生活的宿舍也被原單位變賣。大規模正式下崗是在1997年開始，朱鎔基主政時期，許許多多企業採用誘騙和威脅形式，例如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大約有70萬工人下崗。』

如果說，這些勞動人民的「相忍為國」是可以為中國帶來更自由、更美好的明天，也就罷了，但事實上中國國企改革之後，所得的結果竟是更多的私相授受、更多的政企不分，簡言之就是產生更多台灣人稱的肥貓、肥貓以及肥貓。

話題回到《八月》。

趙小雷的小舅舅要小雷媽媽（郭老師）到家裡來拿幾捆毛線回家織毛衣給小雷父子穿，並且說工作一輩子最後得到的是一屋子的毛線。後來小雷的媽媽拿了鈔票要塞給弟弟（或哥哥），並且說「我家起碼還有一個人在工作」，由此可知，這個家，不僅小舅下崗了，小雷的爸爸也正在下崗中。小雷12 歲的這個夏天，經歷的不只是太姥姥過世、鄰居三哥被警察抓、考不到重點中學，在寧靜的巷弄、古樸的宅院裡，驚天動地的改變正在發生：例如國企改革引發的工人下崗潮以及接續的電影體制改革風暴。

[電影體制改革]

我們一直到電影的中段才知道原來小雷爸爸是從事電影相關工作，所以前頭他留給小雷的紙條說「我去廠裡了（Liao）」，不是去工廠是去電影製片廠。

在中國，早期(1953年後)所有的電影製片廠都是國營事業，所以小雷他爸爸也曾是鐵飯碗一族，是中共黨政府管轄的16 個劇情片製片廠的員工之一，是個拿著舊底片以自我安慰的剪接師。90年代，整個中國大約有30 個製片廠，這些製片廠的地位猶如台灣當年的「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影文化公司」一樣，是官方認證且擁有官方資源的文化事業單位。不過，當中國整個社會從「計畫經濟」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 1978年鄧小平重啓「四個現代化」政策，當1988年大陸16個主要的國營劇情片製片廠共虧損了320 萬人民幣（約當時的兩百萬美金），這些老大哥也不得不面對「改革」時代的來臨。要知道，當時一張電影票票價約三角到五角人民幣，虧損320萬是多麼巨大的黑洞～～～～，而僅僅是在兩年之前的1986年，他們曾創造了近9千萬人民幣的利潤。根據資料，1992 年，觀眾人次從前一年的144億猛降至105億。

1993年，一份名為〈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俗稱〈三號文件〉）的公告從國務院的「廣播電影電視部」發出，此文件最重要的措施有兩點，其一是：各製片廠可以自行與各地方發行單位洽談，改變過去40 年來由唯一一家「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一購買統一銷售（統購統銷）的狀況;其二是：電影票價開放給地方政府去制定。1994，廣電部電影局再度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俗稱〈348號文件〉）的公告，明確規定影片著作權或發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這些政策改變，深深刺激了中國各大電影製片廠的神經。因為過往電影製片廠出產的劇情片，只能將拷貝”賣斷”給「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但價格制定的方式我還要查一下資料），其後版權銷售狀況製片廠無權過問，也就是說，拍出好片賣得好，不關製片廠的事;拍出爛片賣得差，也不關製片廠的事，等同另外一種形式的大鍋飯。而今，各省級的電影企業紛紛從「全民所有制」改成「股份制」，大鍋飯沒了，一些人注定成為這改革下的犧牲者，例如小雷的爸爸以及在他出發去蒙古的前一晚在家裡聚會的老同事們。但也跟前文的「國營企業改革」一樣，這不是「相忍為國」的犧牲，而是製造更多權威者、更多勢利小人的犧牲。

與小雷這個（無論從各方面來說）都有點灰暗的現實狀況相反，80-90年代，正是國際影壇赫赫有名的中國黃金10年。著名的大陸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等人，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都如前文所述，追隨「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的政策，由國家安排到不同的製片廠工作。1985年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的《黃土地》開了第一槍，在瑞士盧卡諾影展、法國南特影展獲得佳績;1988，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獲柏林影展金熊獎，是中國電影首度在國際四大影展得獎的作品，田壯壯在1993拍完《藍風箏》，不顧中共警告出國參展（東京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被禁了10年無法拍片 ;1994年姜文（雖然他通常不被歸類在第五代）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讓夏雨一躍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威尼斯影帝。這國際影壇中國熱似乎在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來到最高潮，本片獲得第46屆法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成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獲得此獎項的華語電影。此外，還獲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以及第6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攝影提名。然而沈浸在第五代帶來的榮耀之時，有多少人記得自1946年「延安電影製片廠」開始，那些在中國電影藝術行業裡兢兢業業的前輩，更不用說第四代導演謝飛、鄭洞天、張暖忻、黃蜀芹、吳貽弓、吳天明、張暖忻、黃健中、滕文驥等人對中國電影的貢獻，以及他們被文革10年延誤的創作與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