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電影圈

以前曾經看過一部電影，片名與劇情已經忘了，只對其中一小段的劇情印象深刻：片中社福單位認為智能不足的母親無法照顧嬰兒，最後強行將寶寶帶走。記得看電影的當下我內心有強烈的違和感，因為我隱約知道導演要表達的是什麼，可是我卻也認為社工人員做的沒錯啊，”為了小孩好”不是應該給他更適合的成長環境嗎？

一直到長這麼大了，動物園的柵欄已經關不下大象我了，才能體會片中那位母親的心情。

當善心是一種制度，當平等是一種系統，”人”在這之中該站在何處？英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的新作品《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正是在質問這樣問題。

根據中文媒體報導，當第69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宣布由《我是布萊克》奪得時，台下的掌聲有點零落，我個人猜想原因之一是這幾年歐洲三大影展(柏林、威尼斯)的口味似乎頻頻令人失望，之二是《我是布萊克》並不是一部藝術性多高的影片，對於喜歡看”高深”片的影癡們來說，這部電影可能不是那麼討好。但我個人也認為時至今日，我們似乎應該要看透”藝術片其實沒那麼偉大”這個事實，才能重新定位歐洲三大影展，電影(好吧!至少所謂的藝術電影)才不致走進死胡同。

例如對我而言，《我是布萊克》對亞洲或者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觀眾來說是部很有意義的電影。

下文有雷

木匠布萊克因罹患心臟疾病在工地倒下，他的家庭醫師與復健師都建議他暫時不能工作。身為按時繳稅的合法公民，布萊克當然開始著手申請就業及生活補助津貼（Employment and Support Allowance, ESA），然而在所謂的健保專員的評估下，雙手能舉高、雙腳能步行的布萊克無法請領該津貼，儘管他一再重申有問題的是心臟不是四肢或腦袋，但健保專員卻機械式的回應「請針對我的問題回答」。氣憤難平的布萊克想申請重新評估，但在反覆的電話等候音樂聲中他得到一個鬼打牆的答案:「要先有人跟他聯絡之後，他才能上訴」，但沒有人可以回答「是誰？又是什麼時候會跟他聯絡」。

區於現實，布萊克只好到政府規定的特別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申請求職者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 JSA），接著又迷失在繁雜的規定當中，例如「上網填寫履歷」怎麼填？「上網找」(如果他會上網早就去爆料公社投訴啦~)，一切的一切都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樣徒勞且茫然。

布萊克偶然相識的單親媽媽凱蒂也是如此。為了拿到政府的福利住屋，凱蒂帶著兩個孩子離開倫敦(在此前他們一家三口堝居在臨時住所小套房內已長達1-2年之久)，北上來到這個城市(政府說倫敦沒有房子給他們住)。因為不熟悉路況所以遲了就業中心約定的面談時間，讓凱蒂也陷入「重新評估」的地獄輪迴。這一老一少兩幼年一路走來相互扶持，竭盡所能體貼對方，有時忘記了自己也身在極限當中。

為什麼我會說這部電影對亞洲或者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觀眾來說很有意義呢？
因為影片中所提到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還是只有我?)所豔羨、所嚮往，人家連失業補助都有分「就業津貼」(補助無法工作的人)以及「求職津貼」(補助人們去找工作)，多貼心啊!而且兩者都分別有「防止白拿」的規定，例如「『求職津貼』規定一個月至少要申請10個工作機會，要固定時間回就業中心報到，與輔導員的面談是最重要的事，一旦失約未來三年將領不到任何津貼。」(資料來源 )

甚至2009年開始英國政府為了解決一套規定走天下的問題（one-size-fits-all）也開闢了求職者制度及彈性新協定計畫（Jobseeker Regime and the Flexible New Deal Plan）以求能為長期失業者量身打造求職計畫。挖塞!多有智慧、多替人民著想的政府，看到這些資料我們不禁懷疑，所以布萊克跟凱蒂是發生了什麼事？國家福利都這麼好了，怎麼會窮到要賣家具、去食物銀行？但是，別忘了，他們一開始就被放到錯誤的地方，布萊克要申請的是「就業津貼」(ESA )不是「就職津貼」(JSA)，凱蒂離開故鄉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連公車都會坐錯的城市，她要怎麼找工作？但沒有人要聽他們的故事，在求職中心員工的眼中，他們是申請表上的一個編號、是好幾萬百個等待津貼的顧客(Customer)之一（為顧慮失業勞工之尊嚴及強調特別就業中心之服務精神，英國政府稱其為「顧客」）(資料來源)、是電腦系統裡的一個名字。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服務人員特別為布萊克或是凱蒂開放特例，那麼後面不就有千千萬萬個特例需要解決嗎？但我想要問的是，特別就業中心是為了幫助失業者(求職者)而花費英國政府120億英鎊(台幣7200億)所建立的(數據來源同前)，又或者是為了讓這6萬個服務人員方便工作所建立的，如果是前者，那麼服務千千萬萬個特例算是額外的工作嗎？為什麼不能呢？把「系統」擺在「人」的需求之前，不是120億英鎊的目的吧？我不會說片中的那些官員/工作人員官僚，Bureaucrat這個單字有個新譯詞-「科層」，對!就是你看到的這個意思，是指「一種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依照既定規則持續運作的行政管理體制。」他們按照規定運持續運作，不能違反規定(例如幫忙布萊克上網填資料)讓運作中斷(燈號亮下一位)。

同理可證，2016年日本311大地震五周年以後，『仍有17萬8000災民疏散在外，其中6萬5704人住在臨時的組合屋』(來源)是因為政府經費短缺嗎？又或者這6萬多人是不符合「系統」規定，以致無法搬離臨時組合屋？同為社會福利國家的日本，又創建了什麼樣的系統呢？

(我發現我又寫太囉囌~下文盡量簡短，但還是有雷)

再講到社會救助。片中凱蒂帶著孩子到食物銀行排隊，拿取食物以及各種生活物品的時候，餓了好幾天的凱蒂忍不住生理衝動，當場開了豆子湯罐頭倒在手裡吃，這個動作當然引起了一點小騷動。即使凱蒂不斷的道歉然後說很丟臉，即使食物銀行的工作人員以及布萊克給予輕聲安慰，依然無法消弭凱蒂失去自尊的那一刻。而且就算有了食物，凱蒂還要面對女兒鞋子一再開口笑而被同學恥笑的問題、浴室的磁磚七零八落的問題、沒錢買衛生棉的問題，最終凱蒂選擇了賣春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要簡短所以容許我複製自己以前寫過的文字→)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認為"慈善"所表現的是資本家的虛偽。這些資產階級先是吸乾了無產階級的最後一滴血，然後再以"慈善家"的姿態出現，施給你小恩小惠(他所給的不過是他拿走的百分一而已)，這種施捨使那些原本就受辱的人遭到更大的汙辱，因為他為了接受資本家的施捨而不得不放棄最後的尊嚴。

1966年肯洛區曾執導一部電視電影，片名為 Cathy Come Home，原本幸福凱西一家因為一連串的意外而崩離，最後社會工作者帶走了她的小孩獨留凱西一人在火車站哭泣(全片英字)，這跟我前文所提的智障單親母親是一樣的場景—如果社會救助制度是善良的，這些母親為什麼哭泣？

而我們這些站在補助圈、救助圈以外的人，則可以輕鬆以對，「政府會幫他們」、「慈善團體會幫他們」，多好，我們只要在意自己的小確幸就好。

公共電視曾播過一部紀錄片《無人知曉的死亡》(Chronique d’une mort oublié:2012)，瑞士一位同時領好幾種政府補助金的男子在家裡死了兩年半了都無人知曉。沒有人查覺他不再從帳戶支領生活費、沒有人查覺他家裡的水電表有異狀，甚至他有一筆補助金是需要每個月從郵差那裡簽收現金，但從郵局到補助單位到公寓管理人員都沒有人發現。這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身分，他就是申請表上的一個號碼、是電腦系統裡的一個名字。如果補助與慈善最終的結果是沒有尊嚴的活著，那一開始補助與慈善存在的用意是什麼？

 (下文大雷)

熟悉肯洛區的觀眾應該猜得到電影的走向:一個沮喪的開始以及一個更沮喪的結束，即使他也拍過《尋找艾瑞克》(Looking for Eric:2009)以及《天使威士忌》(The Angels' Share:2012)這樣溫暖的電影，但正義得到伸張、好人獲得平反從來都不是他電影的主題。誠如他金棕櫚獎得獎感言：「有鑑於他的作品啟發於底層受苦的民眾，如今在這個華麗的場合獲獎令他感到『十分奇怪』。」(來源)

如果《我叫布萊克》在坎城影展受到冷遇(這點我只有看中文報導沒有很確定)，那麼我們更應該警醒。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是一部多好的片子啊這些人不識貨什麼的，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這個世界曾經對不平等、貧窮、種族等問題都有強烈的回應，曾經人們相信這樣的藝術回應的電影可以做些什麼，如今，我們似乎不再相信了。但是當80歲垂垂老矣的肯洛區還在大聲疾呼「當絕望出現，那些極右派的人們就會出現並佔盡利益…因此我們必須傳達希望，述說另外一種可能：另外一個可能存在且必須存在的世界。」（When there is despair, the people from the far right take advantage. Some of us who are old remember what that was like. We must give a message of hope, we must sa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來源)距離80歲還有一段時間的我們，又能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