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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從頭說起。」《愛琳娜》的起手式真純可愛，那是從阿公阿嬤輩的布袋戲、廣播劇，到七八年級生依稀記得的「歡喜玉玲瓏」，所共同累積下來的日常符號。大約就是這份日常，奠定了《愛琳娜》的觀影情緒。

三男一女的中生代傳統勞工家庭，三十五歲的陳愛琳遊走在新舊世界的交疊地帶：家中唯一么女的角色，對比年歲增長下單身剩女直線上升的社會壓力。單純樂觀的她決定「力爭上游」，主動跨入婚姻介紹所，卻遭遇黃金單身漢的愛情對手戲……從原生的家到「未來應有的家」，愛琳面對的旅程與身為男性的哥哥們顯然不同。一個家庭的生命階段，父親、兄長的角色動態也隨著故事演進，當每個角色逐漸立體生動起來，也是老家即將拆遷的時刻；從家到家的理所當然面臨最大危機。

愛琳抓住命運的繩索，從女工搖身一變為小提琴老師，想望著中產階級的面貌：高級餐廳、紅酒、衣香鬢影的舞會與洋裝。卻發現，代誌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從陳愛琳到蒙面俠愛琳娜，故事要從「小提琴」開始說起……

文化資本與階級

一說起小提琴，大部分的直覺聯想若非歐洲古典樂的優雅旋律，就是國家音樂廳高檔嚴肅的印象。這點出社會階級中，文化資本的差異。

古典樂作為音樂藝術，在歐洲傳統即是為王公貴族提供娛樂性以及宗教、典禮等儀式性功能而存在，當我們說起藝術作品「有些人不懂得欣賞」，諸如歌劇、油畫、芭蕾等等，都暗示著藝術一詞固有的階級色彩。一般人之所以不懂得欣賞，並非品味不足或天資愚鈍，而是教育資源與機會的分配不均（如偏鄉教育）以及勞動條件（如勞工階級）等塑造的生活文化差異所造成。當《流星花園》裡的花澤類自幼在琴房熟練各弦樂作品時，杉菜正忙著打工貼補家用。兩人之所以選擇這些活動並不純是個人選擇，而源自於他們從家庭、學校所提供的事物中，所認識到的人生重點並不相同，文化資本的積累不同。

脫離個人主義式的成敗論英雄，愛琳拿起小提琴，卻只能成為「偽中產階級」，揭示了個人努力與否、天資高低背後，隱而龐大的社會結構型塑的階級門檻。愛琳還是得騎著摩托車往返工作與家庭，教學的對象也並非幻想中的氣質學子、當然也遇不到白馬王子。甚至在鄉下學琴的人數並不多，愛琳也需要帶著小提琴走天涯打零工，繼續為了經濟生計而煩惱。

小提琴原是高級社會的象徵，當愛琳搶下了這一符號挪為己用時，卻發現這條命運的繩索無法帶她直上天堂。根本原因在於琴與人原本所處的社會位置相距遙遠。愛琳稍稍地中產階級化了，小提琴卻也因愛琳成長以來的勞工背景與鄉下環境，無法發揮那麼大的改造力量，麻雀無法變鳳凰。琴人之間的交互作用頗為有趣，一方面正面鼓勵著底層人物向上搶奪與翻轉符號，指出小提琴象徵性的脆弱；另一方面又好像悲觀無奈的說著，小人物搶下魔杖之後，是否能舞動、激發神力仍非易事。愛琳持續在階級中重複著遊走的主題，直到脫穎蛻化成體制以外的女神愛琳娜。

       蒙面女俠出場，不再演奏家常的慶生旋律、不再幻想汽車廣告的公式化配樂、也停止為男人拙劣的炫技伴奏。她說，要扳回一城。扳回一城講得不只是愛琳與俊明的困境，更代表了她所看見的框架與不平等。這一瞬間，就好像《行動代號：孫中山》裡的國中生，突然意識到了某種封閉循環，而脫口而出：「我們不能窮斃了，我們兒子的兒子，不能窮斃了。」

電影至此正面點出導演關照社會的重點，當愛琳娜與弱勢站在同一陣線，她需要打抱不平的不只是勞工議題、性別處境、居住正義，還有所有關乎「平等」的意義。這時候小提琴的可攜性讓愛琳娜無處不在成為可能。我認為到了這裡，愛琳才真正成功轉化了小提琴的文化意義。說到可攜性樂器，走進現場、踏上第一線，愛琳娜就像美國60年代民歌史裡背著吉他婉聲歌唱的Joan Baez吧。現在說起「女神」，總難以跳脫僵化而略帶貶抑的刻板印象，對於女神的服裝更是容易召喚各式符號與遐想。我想愛琳娜就該是陳愛琳原本所帶有的樣子，純淨溫婉而有力，唱著組織運動以來相同的精神：Where working men defend their rights / It's there you'll find Joe Hill. [註]

60 年代的 Joan Baez

註：Joan Baez, 〈Joe Hill〉 歌詞。